桑园记忆

四、慈山庙

村里有一座庙，叫慈山庙，解放前的慈山庙是个非常热闹的场所。它的主入口在西侧，面向外商元，主入口外面不大的场地上总是云集着小商小贩，兜售香烟、瓜子、牛皮糖、甘蔗、油沸馒头等价廉物美的东西。东侧是一片开阔的草地，面向里商元，也有门，主要是供兆钱和尚和他的徒弟们出入。南面对着小江，南墙的东西两边也各有一扇门供人们出入。

庙内有一个木制戏台，两侧有两个副台，供乐队使用。那时候乐队的组成极为简单，总共就七、八个人，打击乐的人数占了一半，其中以板鼓最为重要，是乐队的指挥，控制着整台戏的节奏和每一段戏的起板和落板。戏台前方两侧有两根直径约6cm、高约3m多的钢管，可以作为悬挂大幕的立柱，下端支撑在戏台的边梁上，上端象征性地连着屋面梁，并不是屋面梁的支点，跨过戏台的两根大木柱才是屋面梁的支点，小时候常常在钢管上爬上爬下。台前有一个近正方形的天井，四周有排水沟，天井地面比戏台面足足低下去1.5m的样子。围着天井的东西两侧地坪比天井地面要高上去三个台阶；天井南面紧挨戏台的走道连同戏台下的地坪比天井地面高出一个台阶，走道供通行用，不许停留不动，否则，站在天井里的人便会提出抗议；天井北面的地坪则要高上去五个台阶。乡亲们从各自家中搬来椅子、凳子在天井的北面和东西两侧坐着看戏。不愿意搬凳子的人大都站在天井里看戏，也不会挡住正面和两侧坐着看戏的人的视线，小孩子也在天井里戏耍、瞎吵。最后面挨墙布置几张牌桌，每张桌子点一盏煤油灯，大都是“推牌九”，这些人对戏文是不感兴趣的，偶尔哪个角色出场，牌友或许会扭一下头。父亲也往往加入这一人群，我则会在台角看热闹，父亲手气好的时候会给我几个“角子”，把我打发走，我也心满意足地去买牛皮糖、油沸馒头之类的零食吃。庙内的东西两侧及北面供着不少泥塑木雕的菩萨。庙的东边有一间两层披屋，底层是兆钱和尚和他的徒弟阿洪和尚的灶间和就餐的地方，楼上则是他们师徒俩的卧室。逢年过节会有人到庙里烧香念佛，也有做道场一类的佛事，这时候，庙的墙上挂满了劝人从善的各种图画，也有恐吓性的画面，如生前做了坏事，到了地狱便会罚你上刀山、下油锅等等。

外地的越剧团经常来村里演出，尤其是冬天，几乎天天有“戏文”看，吸引着方圆百十里地的乡亲打着灯笼、火把前来。有戏看的日子，天一见黑开演前的锣鼓便会准时响起，锣鼓敲打分成几个时段，忙于家务又想去看戏的妇女们在敲头台、二台锣鼓的时候总要抓紧时间多做点家务，等到第三个时段敲响时，意味着正戏就要开场了，她们也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计，匆匆忙忙去慈山庙看戏了，看戏的凳子自然是家人预先去占了位置的。

那时候农村没有电，戏台上就挂着两盏汽油灯，灯芯由耐高温的材料制作，使用前必须打气，使其具有一定的压力，使煤油汽化，当听得‘噗’的一声响，灯芯就着了，发出雪亮雪亮的光，照亮整个舞台，可以持续一个晚上不灭。看戏也用不着买票，剧团演几天戏村上给多少粮食，那些唱戏的也只是糊口饭吃而已，与眼下的演员比较起来，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敲了半天的锣鼓终于开演了，演的戏基本上都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盘夫索夫》、《碧玉籫》、《玉春堂》、《武则天》是常演的剧目，乡亲们也总是百看不厌，剧情烂熟于胸，不少人甚至整段的唱词都能背诵。也演鬼戏，有一次台上竟放了一口棺材，灯光暗下来后，一个僵尸从棺材里爬出来，怪吓人的。有时候也放影戏（最简单的幻灯片），左边上来一只鸡，右边上来一条蜈蚣，斗几个回合后鸡获胜，蜈蚣便下去了，再换一只黄鼠狼上来与鸡斗，几个回合后黄鼠狼获胜，鸡下去了，再换一个别的动物上来与黄鼠狼斗。以此说明，世上万物，都是一物降一物的，没有谁也不怕可以独霸天下的动物。

我六七岁的时候，母亲给我买了一双套鞋，这在乡下也是比较稀罕的。下雨天一般就不出门了，要出门也是笠帽一顶，蓑衣一件，光着脚走的。妇女们有事要出门，不用脱布鞋，直接穿在竹制的‘木哒哒’上面就可以了。记得有一个下雨天，我非要穿着那双新买的套鞋去看戏，走在路上引来不少同伴羡慕的目光。在慈山庙，我和泰巽坐在一起，他比我大好几岁，但我总是直呼其名。他看到我脚上的新套鞋便说：“别看样子漂亮，薄薄的像纸一样，一点也不牢的，我用两个手指头就可以把它撕开。”我感到好奇，他一定是吹牛，他哪里有这么大的力气呀？便说：“你撕撕看。”泰巽说：“撕坏了不能要我陪的。”我说：“肯定不叫你赔。”于是， 泰巽一只手拿起我的套鞋，另一只手用两个指头捏住后跟，一用力，鞋面丝的一声便拉开了一个大口子，快要撕到脚趾头的地方了。因为预先承诺过的，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后来我就睡着了，被人抱回家去的，到家以后我实际上已经醒了，但仍装着睡着的样子。母亲给我脱鞋子的时候发现刚穿上去的套鞋竟被拉开一条口子，完全不能穿了，便十分心疼，在被窝里骂我，还用脚踢我，父亲急忙制止，说：“小人已经睡着了，不好踢的，要把他吓坏的。”母亲才悻悻地停了下来。第二天母亲问我刚穿上去的套鞋怎么会撕开那么大的一个口子时，我便瞎编了几句谎话，并没有把泰巽撕套鞋的事说出来。

有一次，上海来了一个越剧团，知道保长先生家的几个女儿都喜欢唱越剧，尤其是我的二姐，当时也就十来岁吧，唱到悲情处，竟能声泪俱下。剧团负责人对我父亲说：“你要舍得，就让你二姑娘跟我们去学戏。”父亲当然不舍得，不仅是因为旧社会“戏子”的地位很低，以我们当时的家境是决不会让二姐走这条路的，更因为父亲特别钟爱二姐，在兄弟姐妹当中，她是最为温顺听话的一个。由于姐姐们都会唱越剧，耳濡目染，我也从小学会了唱越剧。母亲极少看戏，一则是家务劳累，总有弟妹从娘肚子里出来，需要母亲悉心照顾；二则母亲似乎对舞台上的戏文也不感兴趣。母亲说：“台上的戏哪有家里的戏好看？我觉得最好看的戏是士涯的‘端石狮子’”。当时我也就四、五岁吧，常常与几个姐姐一起在大堂里表演节目，我的拿手戏便是‘端石狮子’，我用两只空着的小手模拟端沉重的石狮子，那副用尽力气、累得气喘吁吁的样子着实让大人们捧腹不已。

解放以后，慈山庙里的泥塑木雕菩萨被邻村的农会组织一群农民一夜之间捣毁了，有的木雕菩萨被扔进了江里，不知是谁恶作剧，有人把一尊菩萨捞了上来，放进了我们先生的卧室里，用来吓唬先生，因为先生说过他不怕鬼神的。从此，这座祠庙取消了一切佛事，变成了单纯的大会堂，开农会、斗地主都在慈山庙里进行，村小学也组织我们排练一些配合政治需要的小节目到戏台上演出，当然不像解放前那样频繁和热闹，大部分时间慈山庙便空着，只有兆钱和尚和他的徒弟还空守着庙东面的那间二层披屋。土改完成以后，开大会的次数越来越少，尤其是合作化以后，天天要研究的是如何安排农活，这不是开大会能够解决的，慈山庙便日益冷落了，后来索性变成了妇女们养蚕的场所。等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邻村的造反派用一把大火将慈山庙连同那些养蚕的用具彻底烧毁，从此，这座慈山庙只留下了童年时的美好记忆。

五、慈山庙北面的小树林

慈山庙的北面有一片不大的树林，有香樟树、女贞树、桕子树等等，其中有一棵百年老樟树，三四个大人手拉手还围不过来，村上有些人家的孩子还寄拜这颗樟树为“亲伯”（干爹），祈求自己的孩子能长命百岁，大年初一，会有人在树跟前点几支红蜡烛，这是在向“亲伯”拜年呢！此外，还种着带刺的灌木丛、修长的竹子和草坪。相对于嘈杂的戏场，这里倒是一个閙中取静的所在，少不了有青年男女在这里幽会。

乡下人不像城里人那样能悠闲地逛公园，他们每家都有五六个孩子，总有干不完的活，没有事大人们是不会到这里来的，只有小朋友一放了学便常常在刺棚里钻来钻去，采摘鲜红的、甜甜的“苗子果果”和鲜嫩的“刺头”，其味道是绝不亚于城里人吃的水果的。

然而，我对这片小树林的关注却是解放初的那些年。

那时候，年届四十的父亲刚开始学农，家里的四个子女都未成人，一切农活都必须由父亲承担。

有一年的秋天，我经过这片林子，发现地上铺满了落叶，我想，这些树叶不仅是引火的好东西，多少也能代替一部分柴火，父亲一天砍的柴，晒干了也就几十斤。别人不屑于这些树叶，我又不能干别的活，于是我就和二姐说，我们去扫“柴脱叶”去，二姐说，好啊，没有比这更好做的活了。说是扫“柴脱叶”，其实不是用扫帚扫的，而是用竹扒子扒的。扒落叶的工具是一把放大了的“老头乐”，一柄长长的竹竿，头部是呈扇形布置的六七根较厚实的篾条，篾条端部弯曲，如同勾起的手指头。扒树叶时手拿竹柄在草地上由远而近拉动，原来分散在草地上的落叶便会聚集拢来，再将它们装入篓子里。二姐常常要跟父亲下地干活，扫“柴脱叶”的事主要靠我来完成，每天放学以后到天黑，我总能扒满一箩筐拿回家去，母亲见了十分喜欢。当然也只是每年秋后的一段时间内，大部分时间是连树叶也没有地方可扫的。

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就是到别人已经收获过的桕子树上去采摘漏网的桕子粒。仅仅慈山庙北面的这片林子我就收获了有两斤桕子粒，大大鼓舞了我的士气，于是我扩大作战范围，靠双脚跑遍了全村土地范围内的所有桕子树，在别人眼里已经是近乎骷髅的枯枝中我能发现白色的桕子，然后用带有钩子的长竹竿把它钩落到地面。苍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寒假的努力，我竟积少成多，捡了一斗多的桕子，这些桕子换回来好几条肥皂和不少蜡烛呢！

这片树林后来不断地被砍伐了，51年修筑防洪堤时也挖了不少土，形成了一些形状不规则的水塘，以后又被变电站在这里盖了一幢三层的办公小楼，再以后又盖了几间农舍和造了几个腌制稻草的石灰池。

六、乡土风情

摆渡手这个位置可是个肥缺，过渡时，村上人自然不需付钱，但青江口作为一个小火轮的码头，江对面各个村的村民要坐轮船或者要到江对面去办事的外地客人总要过渡，那就不是免费的，但没有强制性的收费标准，大方一点的给个五分、一角不嫌多，手头拮据的，给个两分、三分也不嫌少。一天下来总有个块儿八毛的，比一个教书先生的薪水还高呢。住在三毛大姆披屋里的金荣阿叔就是个摆渡手，每每看到他们去场口割肉吃，就可以推定是个有外快的人。但摆渡手是个技术活，并不是人人都做得了的，且有一定的风险，特别是大风大浪的时候。我们村的人上山砍柴必须过渡到江对面去，他们都起得很早，往往凌晨就出发了，摆渡手必须在第一个砍柴的人到来之前就到自己的位置上守候，傍晚，又要等最后一个砍柴的人回来，因而也是很辛苦的。

这里尽管有天然的水源，但村民们较少种水田，大都种玉米、小米、高梁、小麦等耐旱的作物，想吃大米得用玉米等去换。这种农作习惯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的大跃进年代。在靠近大江、小江的沙滩地上种了不少桑树，也种些红薯、花生之类。村民们也看蚕巢丝，养鸡养猪，也做毛纸（是一种用稻草做原料，质地极为粗糙的纸），并以生产这种“富阳草纸”而自豪。据说有一次城里某大饭店宴请宾客，一不小心打翻了一碗极油的汤，台面油漆得极为光滑，用什么抹布擦也擦不干净，一个伙计拿来一张富阳草纸一擦，神了，由于这种草纸有极强的吸附力，竟把台面擦得干干净净，从此富阳草纸名声大振。富阳草纸除了用作卫生纸之外，还用于包装，拜年时的各种果品包都是用金黄色的草纸包成的，如元宝状，外面再衬一张红纸，以示喜庆。

做纸是一项重要的副业，也需要一定的技术，如果说某人十几岁就能做纸,便是夸他极为能干。做纸的原料是稻草，村民们用麦草、玉米秸烧火、做饭，但决不用稻草，其原因也在此。做纸的人家都有石灰池，约两米见方，一米的深度，无盖，周边也无围栏，小孩子玩耍时也有不小心掉入池中的事发生。稻草收割晒干后就放到石灰池里浸泡，总要个把月的时间，浸泡到稻草完全碱化，再放入石臼中用粗大的木槌捶成泥状，然后装入粗洋布做的大口袋中，袋中插入一根粗细适中长约两米的毛竹，袋口用细绳与竹竿扎紧，再拿到江中洗纸浆。洗纸浆的人站在水中，手握竹竿来回捅布袋中的草泥，一股股混浊的水从袋子中流出，经过无数次的反复，流出的水颜色逐渐变淡，说明留在布袋中的已是干净的纸浆了。洗浆人将整袋纸浆从水中取出，放在石阶上用脚踩踏，排去浮水，形成圆圆的一团纸浆，供下一步做纸用。做纸须搭一个简易的草棚，因为用水、排水的需要，这些棚子都搭在江边。棚子里面放置一个长一米余，宽、深约半米的石槽，石槽两端搁置在砖砌的墩子上，石槽上口的高度在做纸人的胸部左右。做纸人将洗好的纸浆掰碎放入石槽中，再用木棍充分搅匀，就可以做纸了。做纸的关键工具是“纸帘”，请篾匠用极细的竹篾制作，上面再蒙一层细筛布。“纸帘”搁置在一个木制的框架里，做纸人将这个装有“纸帘”的框架轻轻放入搅拌均匀的石槽内，再轻轻晃动提起，水从细筛孔中流出，一层薄薄纸浆便附着在“纸帘”上了。做纸人的右边有一快平整的厚木板，只见做纸人从框架里取出“纸帘”，放到右边的木板上，转动手腕轻轻一抖，一层薄纸便抖落到了木板上。经过这样千百次的重复操作，木板上的纸逐渐高了起来。收工前，再用压板将这些纸浆里的水尽可能地挤压出去，就可以挑回家了。做纸是极辛苦的活，而且都在寒冷的冬天进行，江风刺骨，一天站到晚，腰酸背疼，两只手在水里泡得发白。要真正成为你可以使用的草纸，后面还有好几道工序，如扦纸（将潮湿的纸一张一张撕开）、晒纸、扯纸（将晒干的纸一张一张分开）、刨边（把纸边刨的光光的）等，扦纸和扯纸基本上是妇女们的事，刨纸不仅需要力气也需要技术，都是男人干的活。

村里人对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极为重视，除了清明、端午、冬至和春节以外，还有农历七月十二的鬼节和十月廿四的祝寿节。每到节日前一段时间，擅长笙箫乐鼓的年轻人就会自动汇集拢来认真排练，节日期间，这支乐队便会以“抬古琴”的名义到各村巡回演出，作为回访，邻村也会有“游龙灯”、“跳竹马”的班子来村里巡演。

《抬古琴》是我们村的专利，有必要单独作一介绍。

从名称分析，似乎应当有一架抬着的古琴，但我的记忆里却没有，是本来就没有呢，还是受条件限制被取消了呢，就不去追究了吧！

“抬古琴”的中心是一顶装扮得极为考究的无底座的轿子，但四周并没有用布幔遮挡起来，四根立柱和顶盖自然是装饰得漂漂亮亮的，轿子的四个角则挂了彩灯，受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这些彩灯只是插在纸糊灯笼里的蜡烛。 “抬古琴”的活动在天黑以后进行，空空的一顶花轿，前后有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着以极慢的速度前行，轿子的中央则立着一位击鼓手，这位击鼓手就是泰康先生，使用的是唱戏时常用的板鼓。击打这种鼓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长时间的认真的训练，才能节奏分明地击出时而如急风暴雨，时而如款款细语的效果，不是所有人都能练就的。板鼓手是整个“抬古琴”活动的灵魂和指挥，其他乐手则围在两侧和轿后，板鼓鼓声的节奏和特别规定的手势决定着对演奏者的不同要求和乐曲的转承起合。随着板鼓发出的指令，一忽儿悠扬的笙箫齐鸣，间以其他打击乐；一忽儿在铿锵的锣鼓声中配以高亢的唢呐独奏，他们在乡亲们（主要是十岁左右的孩子们）的簇拥下缓慢行进，游遍整个村落的角角落落。乡亲们在注视着他们，他们是我们村上的明星；天上的一弯细月在欣赏着他们，是他们营造出这梦幻般的人间仙境。轿子、打击乐器主要是“堂中”（村集体）购买的，有的人家有现成的某件打击乐，则连人带乐器无偿地参加乐队，不会提出补偿的要求。办好祝寿节是年轻人孝敬老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按照规定，祝寿节的主要开支也不得在“堂中”钱中报销，纯朴的乡风，使我的乡亲们养成了为人厚道的良好品德。为了一次表演（不仅仅是祝寿节，还有中秋节、春节），他们在节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开始排练了，没有任何报酬，完全凭兴趣自觉地集合拢来，他们不识简谱，却识得更加复杂的“工尺谱”，如一句简谱“5.1 6 5| 65 61 2-|”翻译成工尺谱就是“合上士合士合士上尺—”，这种工尺谱的音程如何表示我是一点也弄不明白的。他们演奏的是古乐，以唢呐、笙、箫、笛、二胡、三弦等为主，悠悠扬扬，声音优雅悦耳。打击乐也是乐队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乐停歇时，锣鼓便出来显威风了，使得气氛异常热烈，不论是吹奏古乐，还是击打锣鼓，板鼓手都是要坚守岗位的，就是内急也不能离开。到了节日这几天，无须通知，人们口口相传，早就会知道今天有没有《抬古琴》的活动。只要知道“有没有”就可以了，不管什么时辰。冬季天黑得早，乡村里晚饭也吃得很早，吃完了饭，除了需要收拾碗筷的女人，其他人早就无事可做了，于是村里的主要道路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四周黑漆漆的，谁也看不清谁，只等那《抬古琴》的轿子出现，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灯光灰暗的轿子反倒显得明亮起来。轿子在孩子们的簇拥下缓慢行进，进行的时间越长，跟随的人就越多，甚是热闹。据说泰康先生初学板鼓时，他的父亲就会站在轿子旁边，如果打错，头上就会有“毛栗子”落下来（用勾起的食指和中指击打脑袋），弄得泰康先生战战兢兢，丝毫不敢怠慢。

我的老祖宗信奉‘耕读’传家，认为读了书可以明事理、懂道理，并不一定指望今后能做官；又认为农耕的生活方式是最实在、最可靠的，只要有土地，加上诚实的劳动，日子就可以过得踏踏实实。因此，较之邻近的村落，我们的读书风气甚浓，小孩子到了七八岁，都会去上学，学费自然是不用付的，只须买几本课本和作业本就可以了。但不少家庭只要求孩子能认得几个字，学会四则运算就可以了，能坚持读到小学毕业（四年制初小）的为数并不多。乡亲们对教书先生格外尊重，先生的酬劳由村上统一支付粮食，先生的伙食则由学生家长轮流供饭 ，根据学生数量的多少，每隔两至三个月会轮到一天。轮到供饭的一天，最穷的家庭也会千方百计搞一两个荤菜给先生吃，由于油水足，先生的主食吃的并不多。如果出门去作客，你饭吃得少，便有形容你吃饭像教书先生那样“文气”的说法。

七、父亲和母亲

父亲何晋珪，生于1910年清末的一个封建家庭。祖父何玉铮（村里人称“三娜老伯”）是一个比较精明的农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节俭为父亲和大伯留下了近百亩良田和其他家产。

父亲是我们村里第一个上省城中学（杭州安定中学）读书的“大学生”，时间大约是1927年。读中学期间，祖父就给父亲成了婚，还有一个叫茶花的丫鬟跟随，让其随时成为父亲的小妾，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大户人家也并不是奇事。但父亲与母亲的感情极好，事后也并没有按祖父的意愿办事，当茶花长大成人后，父母亲便以妹妹的名义让她风风光光地嫁了人。三姑妈总爱给我讲起父母亲结婚时的趣闻轶事，1927年父亲十八岁，祖父给父亲成亲，婚礼当天，母亲的花轿快到家了，父亲从杭州乘坐的轮船还未到青江口，正准备由三姑妈女扮男装代为拜堂时，父亲匆匆赶到了，避免了一场难堪的局面，但遭到祖父一顿臭骂。

祖父与他的老祖宗一样，很是遵循着“耕读”传世的家训，两个儿子（大伯和父亲）一个务农，一个读书，算是一武一文，家业可立于不败之地。升学前的复课准备时期，阿婆（奶奶）总要炖桂圆、荔枝、白木耳这类当年属于高档的补品给父亲吃。到了发榜的日子，父亲由大伯陪着去杭州看榜，总算在榜上看到了“何晋珪”三个字。那时候，读书是很费钱的，除了一次性交付昂贵的学费，平时的生活费也很高，学校的伙食是每餐“四菜一汤”，一个月须交一块大洋的伙食费，父亲又是个公子哥儿，每月的零花钱得四块大洋，如此算来，供给父亲每年的费用都可以买几亩上好的土地，一般的农民家庭是完全不可能供得起的，祖父也是不惜血本了。

父亲的各门功课成绩一般，唯独喜好英语，在班上独占鳌头，他笑话他的一个同学把一本英汉词典都背下来了，却仍然考不过他。

父亲在杭州读书的时候，由于意外的原因，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在初中临毕业前缀学回了家，回家的时候还满口的雄心壮志，要如何救国救民云云。在母亲的精心调理下，一年多以后完全恢复了健康。康复后，父亲并未回杭州复学，当时祖父母还在世，靠着家里有一些田产，吃饭是不成问题的。家里的事他也不管，邀几个朋友搓搓麻将，推推牌九，可以说是以游荡为职业。也曾经教过小学，终因耐不住枯燥乏味的生活而罢休，这样又在家中闲呆了一段时间。

和别的孩子一样，我从小好奇心极强，什麽都要问，什麽都感兴趣，常常挨大人训斥：“不要问得萝卜不生根！”实际上是大人回答不出时的遁词。知道父亲懂英语，常常缠着他要他教我，父亲高兴时说几个单词，根本不想好好地教我，完全不像现在的家长发现孩子的兴趣，便千方百计进行系统正规的引导和教育。有时候父亲说A、B、C、D的时候，母亲也会插进来说W、X、Y、Z，父亲会笑母亲发音不准，“还‘大鼻头’呢！是‘达勃六’（W的读音）！”

大约是1935年的样子，村里改选保长，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提议让有文化又年轻又诚实的父亲当保长，得到村民们的一致赞同。于是父亲便当上了保长，同时也自然变成了国民党员，这一当就是十年。不久抗战爆发，国家陷入战乱之中，作为一个村级的基层干部，完成上级布置下来的抽壮丁任务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父亲本是厚道人，决不会以势压人，好在当时壮丁的指标可以用粮食来顶替，有些农民既不愿意当兵又拿不出粮食，于是父亲常常把家中的粮食盘出去顶数，当了十年的保长，赔了多少粮食谁也不曾去统计。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个叫“小阿讨”的农民，家中是独子，被抓去当兵后又逃了回来，按当时的规矩逃兵是要枪毙的。“小阿讨”被抓住了，一个国民党兵把他押到麦地里准备执行抢决，在千钧一发之际父亲赶到了，他死死抓住那个士兵的枪，苦苦哀求道：“ 不能枪毙他，他是他家的独苗啊！”只听“乒“的一声，一颗子弹贴着父亲头顶上方飞过，没有打着“小阿讨”。那位国民党士兵信奉“人只有一刀之罪”，也未再开枪，到我家要了一些粮食去向上面交帐，“小阿讨”的命保住了。此事是解放后土改斗地主的大会上“小阿讨”自己上台诉苦时说的，他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但这位朴实的农民在当时的形势下仍如实说出：“我的这条命是晋珪保长救下来的！”

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坚决地辞去了保长职务，按文化大革命中颁布的“公安六条”，抗战胜利以前的保长不属于历史反革命之列，但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仍然吃了苦头，一个叫关叶的地痞，他的一个上辈人被抽了壮丁，怪罪于父亲，以此为由表现出他强烈的阶级仇恨，踢断了父亲的两根肋骨。事实上这时候父亲已经脱离政治，不再是保长了。

母亲，孙香英，老家是被群山包围的古镇龙门，是孙权的故乡（后来又说是孙中山的故乡），离商元村约十公里。母亲生于1911年，在家排行老大，深得外公宠爱，那时还兴女人缠小脚，但外公出于对女儿的疼爱，不忍看到她缠脚时撕心裂肺的痛苦，未让我母亲把小脚缠到底，却把母亲送到学校去念书。母亲的脚是缠了一半就放的，她的脚比完全缠脚的三毛大姆等老太太要大得多，但也已有一点畸形了。与父亲定婚后，父亲也去龙门在同一所小学念书。如果有机会去龙门古镇旅游，可以参观《孙小梅烈士纪念馆》，这位闻名富阳的女中豪杰便是我父母亲少年时的同学。

外公家是什么成分？无从考察，因为到解放那年，外公家已经没有人了（两个姨妈早已嫁人，唯一的一个舅舅也跟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从母亲所说的点滴情况分析，外公家也应该算是一个殷实的富裕农民之家，也有房产和田地。母亲出嫁时嫁妆也算丰厚，十里外就能听到迎亲的唢呐、锣鼓声。

母亲的少年时代是幸福的，出嫁之前的快乐日子令她终身难忘。十余岁与父亲订婚，父亲的家境富裕，又是读书人，长得也仪表堂堂，那时候的母亲不知道做了多少美丽的梦呢！

母亲1927年嫁入何家，与旧社会的大多数妇女一样，过起了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的日子，父亲则到杭州安定中学念书。

好景不长，父亲在学校里竟得了精神病而辍学回家，这是母亲坎坷经历的第一次严峻的打击。那时候祖父母还健在，白天人多可以互相照应，晚上则完全靠母亲一个人照料。大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父亲便逐渐恢复了健康。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是父亲还没有完全康复时出生的，不到三天便夭折了，那时候父母亲都极年轻，二十岁刚出头吧？父亲又有病，农村医疗条件极差，小孩的存活率不高，死个出生不久的孩子极为平常，并不对家庭构成大的风波。

大约是1939年之前，日本鬼子已长驱直入浙江富阳，我们县有近一半的乡村遭到了蹂躏、掳掠，日本人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充满了恐怖。只要听说日本人来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就十分紧张，逃难的事时有发生，有的时候是村前逃到村后，日本人只是经过了一下，虚惊一场，便搬回来了。

在这场浩劫中，外公被日本兵抓去当了挑夫。几天过去了，不见外公回来，凶多吉少，母亲领着大姐四处去打听。一路上母亲总是心存侥幸，不断地问大姐，“外公不会有事吧？”大姐也就乖巧地回答母亲：“不会有事的。”“童言无忌”，“小孩子讲的话是真的”，母亲以此安慰自己，盼望着外公能平安归来。又几天过去了，终于有消息传来，说浦江县马剑那边有一个挑夫被日本人杀了，从穿的草鞋和袜子特征分析，估计是龙门这边的人。当时舅舅才十余岁，还不能张罗这类事，身为长女的母亲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认尸、收尸的大任。母亲立即只身前往，经当地乡亲指路，母亲找到了停放在一块空地上的外公的尸体，上面盖着一张破草席，周边压着几块瓦片。听与外公一起当挑夫的人说，当进入浦江县马剑境内后，这个老头实在走不动了，苦苦哀求日本兵放他回家，日本兵说：“等翻过这座山就放你回去。”老实巴交的外公信以为真，加快了脚步，以为走完这一程就可以回家了，谁知到了目的地日本鬼子就把他杀了，外公就这样成了那场战争的牺牲品。万恶的日本兵用军刀竟将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外公连捅了七刀，外公瞪大了惊恐的老眼，来不及再看一眼妻儿老小，在异乡痛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母亲到马剑时尸体已在野外停放多日，早已面目全非，但从穿着看，母亲一下子就认出了确是十分疼爱自己的父亲，母亲痛不欲生，立即哭晕过去。在当地乡亲的帮助下，母亲强打精神，化悲痛为力量，雇人把外公的尸体运回龙门，安葬在龙门的坟山上，总算尸骨还乡入土为安了。由于外公被日本人杀害，半年后过分伤心的外婆也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舅舅于是变成了孤儿。舅舅喜赌，为人极为慷慨，又无人管教，从十三岁起便开始卖田卖地，成了有名的败家子。有时候打麻将打到深夜，赌友说：“孙孚，肚子饿了，有什么吃的？”舅舅便会把牛杀了，大家饱吃一顿，各自回家。没有几年功夫，外公家的房产田地便没有了，只好到军队里去混饭吃，好在舅舅也有一点文化，人也机灵，先当了军需上士，几年后又混了一个连长，较之抽壮丁去的没有文化的农民日子要好过一些。

母亲是女中之杰，既勤劳又坚强，既热情又善良，粗通文墨，能描龙绣凤，会烹饪裁衣，在乡里有口皆碑，既不会瞧不起穷人，又不会刻意去巴结有势力的人，邻里关系极好，常常有人上门求母亲在鞋面上、扇面上绣个花，或请教如何制备各种食品，或商量如何解决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疑惑及矛盾等等。

从1933年起到1938年，五年时间内母亲接连生了四个孩子，全是女儿（有两个未成年便夭折了）。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时代，没有儿子的女人在家中是没有地位的，从实际的利益考虑，没有儿子老年就没有了依靠。与封建时代一般的老人一样，祖父十分担心他疼爱的小儿子（我的父亲）是否有后。生二姐的时候，接生婆错把脐带头当作小雀雀，于是传递出了母亲生了个儿子的喜讯，把祖父乐得屁颠颠地向前邻后舍的乡亲们报喜，说是“生珪（父亲的别名，家人和村里人都这样称呼他）有儿子了！”最后当然是空欢喜一场。到二姐会走路、说话的时候，祖父已病入膏肓，二姐跑到病床前“老伯、老伯”（爷爷的意思）地叫他时，他仍不肯应答，叹气道：“你是个男孩就好了！”他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人世的。

父亲是读书人，比较开通，对于生儿生女无所谓，一点也不怪罪于母亲，但母亲还是深深地忧虑了。父亲和大伯家分家时，田地的分配就因为父亲没有儿子少分了不少地，祖父喜欢大姐，大姐名下也分得了几亩地，算是额外照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