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好的大学，行政结构简单而高效。建校8年来，已培养院士201人。

西南联大旧校门。目前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校区12.1

1937年，鼓声震天，山河震动。中国的知名大学纷纷迁往内地，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漂泊之旅。由于人力、物力、时势、资源等多方面考虑，抗战时期团结的大学虽然不少，但大多团结而不团结，内斗不断。没过几年，他们就因人员流失而分手。那么，西北联大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位于一角的西南联大，已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一流学术机构。其辉煌成就除了注重保持三所大学之间的平衡外，主要得益于其高效的运行机制和自由的学术体系。西南联大的办学氛围和独立办学理念，以及关心民族、热爱文化、追求理想的信念，也是贯穿西南联大的精神内涵。

作为战时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大学，西南联大并没有人们想象中庞大而复杂的行政机构。仅仅依靠其独特的校委会制度和少数有能力的行政人员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所拥有3000多人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的大学运行正常。事实上，大会的专职行政人员非常有限，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教学人员兼职承担的。例如，每年的学生报到等重大活动，都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报到、结算、签到等一系列工作。即使在实行电子化录入、无纸化办公的今天，每年的报到季对于高校来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但当时负责西南联大学生报到的工作人员只有寥寥几人，但他们依然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效率直接超越了各大高校。这一切都要从三所学校和大会众多委员会的“教授办学”传统说起。

批准设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电报原件

西南联大的日常事务和重大决策均通过校务委员会制度的特殊管理模式来实现。大会只有三个正式的行政办公室，这在当今的大学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1937年，早在长沙临时大学就成立了常务委员会，下设秘书、教务、总务、建筑四个职能部门。迁至云南后，大会沿用校委会制度，将四个部门合并为三个，即教务部、总务部和建设部。建设部后改为纪律处。行政机构虽然简单，但大会通过灵活多样的委员会承担或分解行政职责。据统计，这些委员会相当于负责当今大学的教务、科研、后勤、人事、财务、规划、基建、保卫等几个部门。职责甚至涵盖了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校园管理委员会的职能！

具体来说，西南联大通过常务委员会、学院委员会、教授协会等各种名义的委员会，实施学校的管理和发展规划。常务委员会是常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被誉为西南联大三常委。有点像三巨头，是联大之首。人们。学校董事会由11名成员组成，包括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教务长、总务主任、学生主任、学院院长以及教授委员会推荐的教授代表。它是大会的一个重要机构，对学校几乎所有的决定都是不可或缺的。学校董事会。他们讨论的内容包括学校的年度预决算、院系和专业的设置、规章制度的修改和废止以及学校基础设施等大型项目。总之，它负责大学里你能想到的一切事情，算是学校行政事务。主要管理平台。教授委员会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委员会。主要负责学校委员会代表的选举、学生学术评审、学术事务或对外宣传联络事务。还有权参与学校事务决策并提出建议。这些委员会是大会管理和运行的主体，也是教授参与学校管理的重要平台。

从表面上看，常务委员会权力很大，教授只是学校董事会的一部分代表。但事实上，大会做出的几乎每一项决定都是基于教授们的意愿，能够代表师生们的想法，而不是少数领导拍脑袋决定的。常委会名义上有三名成员，但实际主持联合国大会的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抗战时期，东南联大中途夭折，西北联大未能团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曾说过，就像三条腿穿两条裤子，谁也走不了。如果西南联大的三位校长都想执掌，结果必然是老师们无所适从，很多事情都难以推进。所以，三位校长从一开始就达成了共识，只能由一位校长负责，其他人必须懂得让步。作为三所学校中实力较弱的一所，南开并没有打算去管事。大会从一开始。张伯苓校长本人声誉很高，学识渊博。他很早就对蒋梦霖说：“你戴的是我的手表。”就是委托蒋为全权代表。大会的主导权实际上是清华大学和北大之间的争夺战。两所大学实力旗鼓相当。如果互不让步，就会给大会的发展埋下隐患。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非常睿智和宽容的一面。他主动给梅一琪让路，说道：“大会的事情还是让约翰老师多负责吧。”他还经常在大会上说，“我不在乎，但我管”。 ”。这种让步和放手挽救了大会，但也引起了北大一些教授的不满。这与战后蒋介石被赶下台有关，但那都是后话了。虽然梅贻琦是大会的实际领导者，他为人谦虚，坚持“随波逐流”和“无为而治”的原则，遇到问题总是先征求别人的意见。好的，“就这样吧”，如果感觉不对劲，就说“我们会再考虑一下。” 1938年以后，常务委员会邀请各学院院长和各科主任共同出席并讨论校务，虽然作为常务委员会成员，他们有权出席教授会议和其他会议，梅贻琦和其他两位校长几乎从不参加大会的这些年里，这位自律的“沉默寡言的绅士”赢得了老师和学生的爱戴。

1947年4月，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之际，原西南联大校委会主席、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平校长胡适（左二）大学、西南联大及昆明原学生处主任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兆（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玉生（左四）合影

由于常务委员会几乎从不干预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的决议，大多数教师实际上通过这两个平台参与甚至控制学校事务。除教授代表外，教授还担任学校董事会各系主任和各部门主任。而且，行政部门没有副职。除了兼职董事外，他还是一名工作人员。没有官僚主义，工作效率非常高。从事行政兼职的教授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教学和科研，他们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一开始，做这些行政工作完全是义务劳动。最多也就是讲课的次数稍微减少一些。直到大会后期物价飞涨的时期，才给予了一些补贴。从各个委员会的构成来看，教授所占的比例非常高。除了几乎由教授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外，教授协会设立的各个委员会中教授的比例高达83.3%（还有助教数名），教授占教师总数的89.7%蒙自校区委员会（另设行政人员3名）。在公开讨论校务时，委员会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当意见不统一时，往往会进行投票，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大会还设有许多委员会，处理大大小小的各种事务。例如，“联合移民委员会”向常委会提出，学校托运行李，教师不得超过60公斤，工作人员不得超过50公斤。学校协助运输的私人图书必须向学校借阅一年，且不得提前归还。这些委员会帮助学校处理各种琐事。小委员会只有三人，大委员会有几十人。很多委员会在完成任务后就进行重组或解散，不浪费人力资源。通过委员会的改组、换届和连任，最大限度地传达师生的意愿，及时为委员会注入新鲜血液。